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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問通信亂象:用戶信息為何會泄露?

作者:總管理員   時間:2017-10-04 01:12  來源:未知   瀏覽:

數據顯示,上半年全國垃圾短信的總量為199億條,每月人均接收垃圾短信7條;騷擾電話出現總量為392億次,每月人均接收騷擾電話14次。自9月1日起,根據工信部要求,被稱為“史上最嚴手機實名制”全面推行,對遏制電信騷擾這個“老大難”的作用究竟如何?

這是一個沒有隱私的時代。這是一個手機響鈴不止的時代。

“我就在購物中心附近填寫了一張辦理會員卡的信息單,結果第二天就接到騷擾短信,是征詢發票代理的。”黃女士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說,“在填寫問卷時,我使用的是化名,所以看了短信后,非常確定個人信息就是填寫信息單后泄露的。”

不僅如此,黃女士的朋友也曾被電話騷擾,并且經歷更為離奇。“他只是在瀏覽網頁,并沒有輸入任何個人信息,結果網頁相關企業就給他發短信和打電話了。”

相較以上兩位,王女士遭遇電信騷擾的性質則更加惡劣,已構成詐騙行為。據介紹,王女士于今年8月在阿里旅行的海航官方旗艦店上購買了一張廣州飛至北京的機票,不料航班起飛前一天接到短信,通知航班取消,需要回撥給短信提示的400開頭電話進行航班改簽,改簽費20元。

“當時我正在外辦事,沒有特別留意短信號碼是否屬于官方。回撥過去后,對方精確知道我的姓名、航班信息和身份證號,令我深信不疑。”王女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介紹道。隨后,對方要求王女士向指定賬號支付20元改簽費。直到王女士與官方核實信息時,才發現自己上當了。

更令人憂心的是,類似的電信騷擾已不是個別案例,而是普遍現象。近日,某手機衛士發布了《2015上半年中國互聯網移動安全報告》(以下簡稱《報告》),對垃圾短信、騷擾電話等6大移動安全問題做了系統專業的調研和分析。《報告》顯示:截至2015年6月,全國垃圾短信的總量為199億條,每月人均接收垃圾短信7條;騷擾電話出現總量為392億次,每月人均接收騷擾電話4次。

自9月1日起,根據工信部要求,被稱為“史上最嚴手機實名制”全面推行,未及時完成實名制登記的用戶,運營商將對其進行停機處理。實名制的出臺,對遏制電信騷擾的作用究竟如何?電信騷擾背后究竟構成怎樣的產業?治理電信騷擾在立法層、執法層、監管層等方面究竟遇有怎樣的障礙?面對電信騷擾,用戶應該何去何從?

一問:用戶信息為何會泄露?

事實上,在互聯網及移動互聯網飛速發展、網民人數不斷攀升的過程中,超過半數網民的個人身份信息和個人網上活動信息均遭到泄露。

今年7月,中國互聯網協會12321網絡不良與垃圾信息舉報受理中心(以下簡稱12321舉報中心)公布《中國網民權益保護調查報告2015》。報告顯示,78.2%的網民個人身份信息被泄露過,包括網民的姓名、手機號、家庭住址、身份證號等;63.4%的網民個人網上活動信息被泄露過,包括通話記錄、網購記錄、網站瀏覽痕跡等;49.9%的網民個人通訊信息(即時通訊記錄、手機短信等)被泄露過。

“目前黑色產業鏈(簡稱黑產)已是數千億的市場了,電信騷擾詐騙是其中之一。”曾從事企業安全工作多年的李明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,“從數據獲取、數據販賣,到實施騷擾,一系列環節已形成完整的產業鏈條。”

據李明介紹,目前當日即時數據(類似于火車站、航空公司等的用戶信息)的市面價是10-20元/條不等,企業數據視其價值可賣到幾十萬到上百萬元,“黑產”QQ群里每天都有吆喝著販賣數據的人。

在巨大的利益驅動下,“黑產”從業者甚眾,而電信騷擾詐騙也已形成一整套高度流程化的分工,以逃避偵查及取證。其中,信息泄露環節就有多種可能:企業用戶數據系統被黑客入侵;企業“內鬼”販賣用戶數據;用戶手機中存在惡意軟件、病毒、木馬竊取信息;惡意WIFI以設伏方式截獲信息……用戶可能在完全沒有察覺的情況下,個人信息早已被一覽無余。

針對前述“航班取消”案例,記者分別向阿里旅行、海南航空公司進行了數據系統安全方面的核實。阿里旅行相關人員告知記者,其數據系統是經過公安部門安全性檢測的,而海南航空方面則表示,公司在加強購票渠道上有自己的風險防范,并且通過第三方公司進行獨立的安全檢查驗證。

“再安全的系統都與人有關,哪怕管理再嚴格,只要利益驅動,有查詢權限的人就可能與不法分子產生交易。”李明指出,“但確實難以斷定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。”

二問:為何騷擾分子難歸案?

“通訊信息詐騙案發量呈爆炸式增長,破案率低到不好意思說,大概不超過3個百分點。”此前,某省刑偵總隊重案支隊負責人公開表示。

據資料顯示,2008年以來,我國通訊信息詐騙發案數保持年均20%至30%的增速。2014年,在公安部門高壓打擊和有關部門支持配合下,有關整治工作取得一定進展。然而,2015年以來,部分地區此類犯罪發案率再次“爆表”:2015年1月1日至2月25日,上海市此類案件接報444起,同比上升76%。其中,既遂案件419起,同比上升89%;涉案金額逾7000萬元,同比上升1260%。

通訊詐騙的整治尚且如此,更遑論發票代理、保險推銷、企業廣告等商業推銷類騷擾短信。

“總體來講,對于人們反映最多的商業推銷電話,我國目前沒有很明確的法律進行管制。”北京郵電大學互聯網治理與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謝永江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介紹道。盡管《治安管理處罰法》第42條中,對多次發送“其他信息”干擾他人正常生活做出相應規定,“但實際上,如果某個電話不是連續騷擾你,而是偶爾給你打一兩次電話,很難認定為‘干擾他人正常生活’。”

除法律的空白之外,騷擾分子的歸案還涉及跨部門協作。“在目前所有的法律規章制度中,詐騙或騷擾案件都是處理人。這就造成了騷擾詐騙的行為數據掌握在通信管理部門,但抓捕疑犯需要公安部門出馬的局面。”中國互聯網協會12321舉報受理中心副主任郝智超指出。由此,加強兩部門的配合至關重要。

“要加強配合,首先需要加強對黑色產業鏈的研究。”工信部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產業與規劃研究所顏麗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。在顏麗看來,只有將重點“黑產”結合起來,定位出治理“源頭”(廣告主、非法設備經營者或個人信息販賣者),才能對網絡不良與垃圾信息產生沉重打擊。“因此,召開聯席會議,制定相關方案,實現‘精確性’打擊,效果會好一些。”

此外,顏麗也指出,實名制的推行,能夠實現對短信、電話發起者的溯源,從而為治理電信騷擾現象提供依據,也能為公安機關依法打擊使用“黑卡”從事的違法犯罪活動、立案偵破提供基礎。“實現實名制是確保市場健康的前提。”

三問:為何運營商只能望“號”興嘆?

“運營商不比手機安全軟件,無法在用戶接到電信騷擾時進行即時提示。針對嫌疑號碼,運營商只能選擇停機或放行。”面對重重壓力,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國移動內部人士坦言,“但在停機前的嫌疑號碼鑒定時,運營商有三大難:取證難、跨網難、跨地域難。”

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》第四十條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》第六十六條,我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。“因此,在沒有證據的前提下,若運營商把騷擾電話關停,騷擾分子就此上訴,一告一個準。”郝智超說。

“短彩信比較好溯源取證,但騷擾電話比較麻煩。”前述中國移動內部人士稱。目前,中國移動在接到用戶進行騷擾電話投訴后的通行辦法是,安排撥測團隊進行回撥以收集證據,“但大部分號碼都是不接或接不通。”

跨網與跨地域也是造成目前查處難度的原因。據了解,目前許多騷擾號碼涉及跨省操作,用戶舉報給當地運營公司后,當地運營公司需協調騷擾號碼所在地的省公司核查,省公司再到市公司,流程漫長。此外,如果溯源之后,發現是其他運營商的號碼,追查就進行不下去了。

近來,在監管部門的壓力下,運營商的態度也開始逐漸有了轉變。今年的3·15晚會曝出騷擾電話、利用電信工具實施詐騙、違反電話實名制辦卡等問題后,3月16日,工信部約談移動、聯通、電信三家基礎電信企業相關負責人,并連夜責成三家基礎電信企業和所在省通信管理局進行調查,依法依規嚴肅處理有關責任單位和責任人。

“現在電信騷擾已經與省級運營商的KPI掛鉤,也會涉及罰款。當騷擾投訴超過設定限額后,多一條騷擾號碼投訴將罰款數千元。”郝智超介紹,“這一規定前兩年就有,但近來實行得越來越嚴格。”

四問:軟件商還能如何作為?

在短時間內信息泄露難以徹查、騷擾分子難以繩之于法、運營商難有作為的現狀下,處于終端的安全軟件遇神殺神、遇佛殺佛,倒是為用戶擋下不少騷擾信息。據艾媒咨詢數據顯示,截至2015年第二季度,中國手機安全用戶規模達到4.87億,同比增長14.86%,環比增長3.18%。中國手機安全軟件在手機網民中的滲透率達到74.2%,呈現出平穩增長態勢。

安全軟件的“強大”之處在于,用戶在接到騷擾短信或電話后,可利用安全軟件對其進行騷擾標記。其他用戶在看到標記后,便可根據自己的情況與需求選擇查收/接聽或拒收/掛斷。

但郝智超也指出,在騷擾號碼的認定和處置上,目前還欠缺統一的標準。“有些號碼在安全衛士平臺上已被標記到1萬次,可仍然能夠外撥——難道就不能干脆把它停掉嗎?”

此外,標準的欠缺還體現在,一些被標記為騷擾電話的號碼,反倒是正規銀行、運營商、企業客服等。因此,電話邦戰略合作部副總裁劉博濤認為,建立可信號碼信息服務聯盟,通過大數據分析增加標記準確度,聯合手機廠商鼓勵用戶主動糾錯后,再統一進行人工電訪核實,可能是解決之道。

據悉,12321舉報中心在工信部相關部門的指導下,正積極與運營商、安全廠商進行溝通,力圖就此提出認定騷擾號碼的相關規定。而在郝智超看來,大數據分析在判斷騷擾號碼時,確實有其一定的依據性。“現在客戶端的標記,已可以足夠認定該號碼的騷擾行為。未來我們或許可以設定一些條件,通過標記渠道、標記次數、撥打行為等多個指標的綜合分析,來鎖定騷擾電話,直接對其關停。萬一出錯,也留一個申訴渠道。”

這也意味著,建立全行業統一的舉報投訴平臺亦至為關鍵。然而目前的情況是,安全廠商各自為陣,自成體系,致使用戶舉報分散,難以形成合力。

在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的采訪過程中,多家安全廠商的相關負責人就此均表達了開放合作的態度。但也有一位不愿具名的安全專家表示,建立統一平臺的愿景是好的,但具體實施難度較大。“如果由企業來推動,每家企業的數據和商業能力各不相同,如何實現數據共享的公平性很重要。如果是監管層來推動,如何統一各個安全軟件的標記標準、建立完整的舉報機制需要考量。”

五問:用戶自身應該怎么辦?

作為電信騷擾的受害者,要改善目前的處境,用戶唯有增強自身的“攻”、“防”之道。

“防守”方面,用戶首先需要提升自身對個人信息的保護意識。用戶應通過正規渠道購買手機,選擇正規售后維修點進行維修,為手機安裝安全軟件并定期查殺病毒,不要隨意點擊可疑廣告、短信、二維碼和輕易下載來歷不明的APP,不要輕易連接免費及不設密碼的WIFI,關閉手機中一些不必要的、可能泄露用戶私密信息的服務,如位置服務等。

其次,用戶還應加強個人維權意識,據郝智超介紹,12321舉報中心關注電信騷擾的初衷,就是希望能提供給用戶一個申訴渠道。“我們就是想告訴用戶,有這么個地方可以管這件事。”郝智超說。

除了提升自我防范意識和維權意識之外,用戶對電信騷擾防治的參與,也至關重要。據統計,目前某安全衛士平臺每天騷擾電話的標記量為459萬,某電腦管家為171.1萬等,這與廠商們動輒數億的用戶數相比,不值一提。

“對騷擾詐騙電話的鑒別,絕不可能僅靠運營商撥測團隊來逐一認定,唯一的方法是發揮咱們群眾的力量,讓用戶積極舉報和參與進來。”郝智超指出,“現在一個電話看似被標記幾十次,背后可能還有很大一部分用戶是置之不理的。”

在采訪中,前述的王女士也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,自己平時很少會去標記騷擾電話或短信。“有時候,看到是騷擾電話就掛掉,但掛完會繼續做自己的事,沒想到要去標記。”

但謝永江指出,雖然目前有維權成本較低的投訴舉報機制和屏蔽來電軟件,但處理效果和反饋機制往往不盡如人意。所以,增強相關機制和軟件對騷擾號碼的制約作用,尤其需要注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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